皇冠报通栏标题中国黑社会在奥地利

四

小D是跑Markt做摆摊生意的，本人有合法居留，也有自己的公司。但他的签证是从莫斯科得到的，他的妻子晚他一年来奥，正卡在身份不得转换的新规定之内，旅游签证无法延期，就黑了下来。小两口租了一家中餐馆老板的住房。这套住房有三间，小两口租一间，两个青田籍华侨租一间，搬来还不到两天。最里面一间则是房东的还在上中学的儿子住着，房东自己不住这里，这天房东的儿子还留宿了一个亲戚和一个同学。也就是说，这套单元里住了三户人家。

小D白天在一些旧市场摆摊，卖一些中国的台布、工艺品之类，虽然生活不容易，也算求一个安定。因为有赶集的习惯，小D每天醒得比较早。

这一天，九月十日，小D没有赶集，所以凌晨五点三十分的时候还在睡梦中，忽听有人按门铃，又急又响。小D来不及穿衣服，只穿短裤背心就奔了出去，随ロ问“谁？”，外面答道“邮局，送电报的”。

小D打开门上的小窗口望了一下，顿时吓得魂飞胆破：门外两边站满了荷枪实弹、高度警觉的警察。这时，警察也看到了门上小孔里露出的这双惊恐的眼睛，马上用枪抵上去，喝道：“我们是警察快开门！”小D这才发现才出屋时没有拿钥匙，这锁是老式的圆孔锁。小D说。请等一等，我去拿钥匙，刚想转身回屋。警察就从外面喝道，“站住，不许动！”话音未落，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门已被警察一脚撞开了。

小D还未缓过神来，脚下就被一个“扫堂腿”踢离了地面，紧接着，背后一掌猛击，整个人便被撂倒在地。小D的两只手还在无意识地乱挥乱摆，一付冰凉的手铐就已经砸在了他的手上，把两只手紧紧铐住。显然，小D刚才想回身的动作，被警察误认为是要向同伙通风报信，或者是要端出什么武器，进行抵抗。所以，警察当机立断，破门而入，先发制人。

几乎是在同一秒钟，第二波突击队员已经像风一样冲进房来，踢开几个房间的房门，只听见叮叮嘭嘭几声闷响，半分钟不到，小D的太太、两位青田同乡，还有房东的儿子以及他的同学，都被带上了手铐，趴在了走廊的地板上。两个警察端着枪，一头一尾看着他们。看看再也没有其他的人，几位便衣警察从门外走了进来。

奥地利警察突击搜捕

一位便衣警察挨个询问他们的姓名、出生年月、住址、国籍。小D能听懂几句；两个青田人和亲戚一句不懂，由房东的儿子翻译。问话的警察这时才搞清楚，这七个人没有一个是逮捕令上要抓的人，刚才未免虚惊一场。不过这其中有四个是没有签证的非法居留者，只有小D一个人有从莫斯科得来的入境签证。他看上去很有蛇头的嫌疑，那四个说不定是由他偷渡带进来的。

这边一面审问，那边开始搜查，从床底到橱顶，每个角落都像剃头一样梳扫一遍；所有有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无论是纸片，还是信件统统装进盒子里带走。

九月初秋，早晚还是很凉。小D几个一身“短打扮”，趴在地上，冻得发抖。他们提出，能否让他们穿上衣服。警察没有同意，只是从屋里拖出几床被子，盖在他们身上。

这时从门外又走进一个脖子上挂着一个大镜头照相机的便衣，不知是报社的记者，还是警方瓣案的，他叫其他警察都退出去，由他对着盖着被子、躺在地上的小D等人拍了几张照片。也许是要为奥地利警方打击所谓“华人黑手党”留下一个资料。但后来这些照片没有出现在报刊上：因为这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黑手党，只不过是几个非法居留者和无故受牵连者。

搜查工作大体结束后，小D等人被允许起来穿衣服，然后全部被押上警车，带往警察局继续审问。他们七个人排成一行，耷拉着脑袋，戴着手铐，从楼上下来，走向停在街上的警车。这时已经八点半，天已大亮。楼内的邻居和过往的人群纷纷驻足观望，悄声议论，怎么回事？警察在抓什么人？他们要等到下午的报纸出来才能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奥国报纸的图文

温州籍的W遭遇则有点像一出悲喜交加的惊险剧：

W在温州是一个医生；太太也是在机关里工作。他花了相当可观的买路钱，好不容易来到了奥地利，并取得了合法的居留。随后，他像所有先期出国的丈夫一样，想尽快把太太也接出来。但这时，奥地利的入境签证已经越来越难办了。

W太太从温州出发，一路上颠沛流离，终于抵布达佩斯。但再往前，就前进不得了。那段时间，W奔走于奥匈两国之间，通过各种途经，最后花了一千美金，为他太太搞到了一份进入奥地利的签证。当然，是假的，事先就讲好了。但假的看上去和真的没两样，只有一点致命的错误，W当时没看出来。实际上，他也看不懂。动身的那天，为了保险起见，W还特意找了一个匈牙利人，一则是开车，二来是当“托儿”。W自己则在讲好接应的时间、地点以后，就先期进到奥地利边境的一个小镇上，等候他们的到来。

W在小镇上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下，要了一杯橘子水，静静地等。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预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仍然不见太太的踪影。边境上塞车？不会。过往的车辆来来回回，十分流畅。W的心开始有些慌了。一杯橘子水居然喝出了苦味道。一种不祥之兆笼罩了他的心头。他越来越坐不住，决定还是回去看一下。他要了一辆出租车，驶向边境。几分钟之后，他已经在边境上了。等他往哨卡里一看，心里一下就全明白了。

W一眼就看见岗亭内，她太太娇小的个子和高大的匈牙利人站在一起！她太太哭得像泪人一般。顿时，W就像整个掉进一个冰窖，全身发凉。嘴里喃喃自语：“完了完了，全完了！”

当他把自己的护照交给边境警察检查时，她太太也看见他了，夫妻两人隔着岗亭的玻璃泪眼相对，咫尺天涯。W心头一阵发酸，赶紧低下头去，泪水止不住滴在手里的护照上，车缓缓地驶向匈牙利境内。

维也纳的秋季夜色

原来，W太太在过境时，那份签证出了问题。一般奥地利边境检查相当宽松，警察看一眼护照上的签证，就挥挥手放行了，连入境章都不用盖。但W太太的签证上有个很大的漏洞：奥国的一方签证上，在一行行文字中间有两段空格，上面一行的空格填写“多次”或“一次”出入境。下面一行的空格是填签证有效日期。W花钱签的这份假签证显然是雕刻在一方木头或一块肥皂上的劣质产品。粗看和真的差不多，细看就有许多问题，最明显的则是伪造者竟将上下两行空格的内容填写反了。边境警察只看一眼就发现了这个错误，再仔细一检查，印文有深浅，边框有粗细，是个假签证。马上连人带车将W太太和匈牙利人扣下。

本来已十分紧张的W太太更是惊恐万分。当警察向她提问时，她吓得哇得一声哭了起来，出国以来这一路上的惊吓，恐惧和委屈一起迸发出来，而且一发而不可收，自始至终哭泣不停，加上语言不通，警察问了半天，她只是以哭作答，尤其刚才眼看丈夫在面前经过又不敢相认更是伤心不已。

按惯例，发现这类假签证，警方会十分重视。会把偷渡者先扣押起来，再查个水落石出，最后将偷渡者遣送回国。但这一次，值班警察看见这个嘤嘤哭泣不止的亚洲小妇人，动了恻隠之心。警察说，不要哭了，我不关你，也不送你回中国，只送你回匈牙利；但是，护照我们扣下了，由我们直接寄给中国大使馆。就这样，W太太坐上了晚一班的维也纳至布佩斯的火车，回到了匈牙利。

W太太总算逃过一劫。夫妻俩再度在布达佩斯相逢时，真是悲喜交集，抱头痛哭。能够全身而退回，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但W万万没想到，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等着他呢。

W也算够神通广大的，事后居然又替太太搞到一本新护照。前一本护照虽然后来从使馆领了回来，但因为上面有一个假签证，等于有一个污点，护照也就废了。拿着新护照，再想办法，这次居然真的得到了一份货真价实的旅游签证。W太太二次再过边防检查，顺顺当当，进入了奥地利。但W太太持的是短期的旅游签证，必须立即转换身份。他们将经过公证的结婚证书、出生证明等各种材料一起交到警察局，申请太太的家属居留。

外事警察局在审理W太太的申请资料时，马上发现了问题：电脑档案库里已经记载下了W太太在边境因持假签证被扣的记录，此事非同小可。奥地利警方正在追查这类假签证的来源。外事警察局一方面通知W大太，她的申请被拒绝，限期离开奥地利；一方面傅讯W，要他说出这份假签证从何人手中得到。W显然不想说出他的卖家，语焉不详，漏洞百出。这就更加增添了警方的怀疑。警方甚至怀疑，W本人就是一个伪造签证的蛇头。

W还在这边请律师，为太太的申请被拒提出上诉，警方那边则已将他列入EDOK专案组的监控对象，并对他实行电话监听，盯梢他的行踪。正巧，W有个哥哥在莫斯科，据说是做“人头”生意的。他同W通过多次电话。有二次，他提到让W去找一个叫N的越南华人，交涉取钱的事；而这个越南华人N正是警方重点监视的一条“大鱼”。这下全套上了。W无可争辩地被划进九月十日凌晨铺开的恢恢天网之内。

W和太太都在餐馆做工。挣来的钱和业余时间基本上都花在找律师、打官司上，有着心理和体力的双重疲劳。这天凌晨五点半，夫妇俩都还在酣睡之中，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惊醒了W太太。她起床穿衣去开门。W则是处在半醒半梦之间，以为又是什么朋友来找他。老乡、同事之间经常有通宵打麻将的事。如果被太太锁在门外，或者是了输个精光，就会跑到他这里睡上一天。

但今天门一打开，冲进来的全是全副武装的警察，厉声喝道：“举起手来，不许动！”W吓了一跳，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一方面，他听不懂“不许动，举起手”的德语警告，另一方面，他发觉自己还是光着身子，连一条短裤都没有穿，于是一只手下意识地伸进被窝。这时，W犯了一个大忌，突击队员以为他要从枕头下掏枪，就像我们在电影里常常看到的，说时迟，那时快，他飞起一脚，把W踹下床去，随即一个猛虎扑食，把W死死压在地上，紧紧扣住他的手腕。这时，才看清楚，W手里捏着一条中国制造的全棉短裤。

相比之下，H的被捕要平淡得多：

H女士是被警方视为“重量级人物”的监控对象，也是这次大搜捕的重点。她开的两家中餐馆，早在警方的“法眼”之中。隔三岔五就会有便衣警察以例行公事的方式，去她的餐馆检查员工的身份证，特别注意在她店里闲聊的中国客人。九月十日凌晨，警方锁定的目标是她的户籍登记的住所。事实上，她自己并不住在那里，那套住房她让她的妹妹一家人住了。

清晨五点半，警察敲开这套住房时，开门的是H的外甥女，一个还在念中学的女孩子。这天，不仅她的大姨妈不在，连她的父母都在外面打麻将，通宵未归，家里只有她独自一人。开门之后，她看见这么多的警察戴着面具、拿着枪，冲进她家，就像她平时爱看的惊险电影、警匪录像片一模一样，特别是她还看见警察的后面还真的有一架摄像机在一盏大光灯的照射下，不停地拍摄，她觉得这一切都是闹着玩儿的。这个天真的女中学生“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她问进来的警察：“你们是ORF的吧，来我家拍电视剧是吗？”警察被她问得差点笑出来。这个女孩子真是看电视看昏了头。这哪里是拍电视剧，这是动真格的！

警察从小女孩处得知，H早就搬出去，她的父母也不在家，警察没做大的搜查，就颇有礼貌地撤了出去。

一拨人马再扑向H的餐馆。说来也巧，H那天还真的就在餐馆里。这个被外界传说得很邪乎的女强人，在警方的档案里更是“洪水猛兽”般的人物，不知为什么前一天晚上没回家，在餐厅里打了一个地铺。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她还睡得正香。一切都很平静，也很平常，没有任何反抗。更没有保镖武装护驾，一个看上去平平常常的中年妇女。人得有点想象力才能把她同有关她的种种传说联系起来。

这场大搜捕不仅使许多中国人受到冲击，一些奥国人也遭到“池鱼之殃”。

像许多中餐馆，餐厅的楼上是住家，J的住家也在他的餐厅的楼上，而且是同他的奥国房东同一个房门，进去以后才是二套单元。从电话侦听的记录来看，J同东欧方面联系频繁，被列入涉嫌偷渡活动人员的名单。那天晚上，房东的女婿、女儿和两个孩子正好从外地回家，同父母共度周末。

突击队员在凌晨冲进J家进行搜查时，并没忘了光顾老房东一家，这一家人这时都还在睡梦中。突击队在冲进J家的同时，也冲进了老房东住的屋子。还在睡梦中的房东一家被毫不客气地拖了起来，老头、老太太、女儿、女婿、两个外孙，被责令高举双手，岔开双腿，一字排开脸朝内贴在墙上，接受检查。这是法院特别批准的重大案件搜查令，警察只认门牌号码，不问张三李四；谁正好撞在枪口上，谁就自认倒霉。一向讲究清洁整齐的房东家里也被翻得乱七八糟。

事后房东“老欧巴”气得哇哇叫，大骂警察，也大骂小J，说：“都是你们干的什么好事，把我也害了。我在维也纳住了快七十年，都没有遇到这样的倒霉事情”。显然“老欧巴”不是犹太人，否则他就不会这样说了。以后“老欧巴”开始对J的餐馆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有事没事都会去餐厅和厨房转转，看看有没有增减员工，有没有什么陌生的中国客人。有一次餐厅跑堂回国度假三个星期，回店上班的第一天，“老欧巴”就悄声问他：“怎么，又被警察抓去啦，今天刚从监狱放出来？”弄得大家啼笑皆非。

五

“龙头行动“在九月十日上午九点左右收鼓鸣金，所有在各个锁定目标拘捕的嫌疑犯一共七十二人都被分别送到所在警察局进行登记和初审。

B自己是翻译，过去也经常去监狱，替人翻译，所以是熟门熟路。但这次自己成了嫌疑犯，前前后后填了许多份内容相同的表格。最后被摘下手表、戒指、眼镜等物件，再登记、签字，就被送进了一间牢房。

这里是警察局临时关押嫌犯的拘留所。每间牢房大约十平方米，长方形，三分之二的地方是用转砌起来的像中国北方的炕一样的“床”。人可以坐在上面，也可以躺在上面。房子很高，窗户也开得很高，都是用铁条封住。剩下的三分之一地方，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显得空空荡荡，房间还有着一股怪味道。

B进来的时候，经允许带了一本中文书。她坐在大炕上一边看书，一边消磨无聊的时光。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经验，当警察送来第一份午餐时，她谢绝了。不是绝食，而是刚进牢房不能吃东西。一吃东西就会有一种实实在在坐牢的感觉；随之而来的将是呕吐。另外，牢房的饭质量也是在够呛：一块黑糊糊的面包，一盘黏糊糊的汤。中午饭没吃，晚饭还是没吃。肚子没有觉得饿。实际上是大脑高度紧张压倒了肠胃的饥饿感。

到了晚上不知几点，忙碌了一天的小胡子警察和他的助手拿来了整整十三页的编上号码、打印的清清楚楚的抄家物品清单，让B清点以后签字。小胡子还说，等一下有车来接她，送她去州法院的监狱。那里的条件要比这里好得多。但是，等了许多时候，又有人来通知她，今天晚上不行了，只能在这里待一个晚上，因为，州法院的监狱“床位”已然爆满。

奥地利牢房

B问警察，这空空荡荡的大炕怎么睡觉？有没有被子？警察说有，就把她领进一间充满霉味的房间，架子上堆满了被子，又黑又硬。B想不要，但又不知夜里有多冷，只好抱了两条回去，垫在身下。B躺在床上，眼睛两眼看着天花板，大脑里一幕一幕地过电影：自己做了什么，警方会问些什么，该怎么回答……想来想去也理不出个头绪，隐隐约约地有了一点坐牢的恐惧。就这样，左思右想，似睡非睡地熬了一夜。

第二天醒来，B感觉肚子饿了，便吃了一片面包加黄油，一杯白开水。结果，马上就觉得恶心，奔进厕所。一阵呕吐。

早饭之后，B被带到位于九区的治安警察局提审。到了那里，还是例行公事：先被带到女牢登记处，脱衣搜身，物品登记，然后上楼去按手印，拍照存档。按手印以前，手必须在一盘细沙里擦洗干净，以便指纹清晰。和B同时按手印、拍照的还有一个奥国女孩子，一看就是一张纵欲、吸毒的脸。

登记完毕，B和这个女孩子被关进两个相邻的小单间牢房。在牢房里，所有的床、桌子、椅子都是用螺丝固定在地上或墙上。门的左侧是床，右侧是抽水马桶。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了。床上的垫子和毯子也是又黑又脏，房间里一股恶臭味道。隔壁的奥国女孩子是二进宫了，很有经验。她告诉B，这里不是正式监狱，只是关押等待被遣返回国的、没有拘留的外国人的拘留所。她和B在这里只是接受提审，然后再转往州法院监狱。

果然，一个半小时后，两个便衣警察来到牢房。这两个人看上去文质彬彬，颇有礼貌。他们微笑着同B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是国家治安警察局的。现在马上要开饭了。让B先用饭，然后再谈。B恨不得立刻离开这臭哄哄的牢房，赶紧说：“我什么都不吃，我们可以马上就去谈。”便衣警察笑着问：“怎么？绝食了？”B拿起一块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干面包说：“这能吃吗？”警察却很轻松地说，午餐将是一份热餐。后来，B发现，这其实也是一种策略：先让你在这臭哄哄的环境里熏一下，让你恨不得立即就离开；然后，再给你一顿饱饭，对比之下，为了尽快离开，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同警方合作。当然，这是对B这样的初来乍到的新手。对那些老奸巨猾的惯犯，就完全不适用了。

B吃完一份热汤和一份热的肉肠之后，感觉精神好多了。女看守告诉B，让她自己直接上四楼的办公室，那两个便衣警察在那里等她。没有人押送，B边走边东张西望。每个楼都有看守。一个男看守问她：“你是翻译吗？”B回答说：“现在不是，现在是囚犯。”

B走进一间铺着白桌布的审讯室。两个便衣警察已经坐在那里。他们两个人这时显得特别严肃，和刚才判若两人。指了指一张椅子，他们让B坐下，劈头就问B做了哪些违法的事情，认识某某人吗，同这个人有过哪些合作，等等。他们说：“你们搞偷渡的事情，我们都有证据在手。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你的态度决定你的刑期。”这时，B也在想。就是那么一点事情，要瞒也瞒不过去，还不如照实说了。于是就一五一十地把做过和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出来。说完以后，两个警察看来比较满意，绷紧的脸也开始松下来，居然和B聊天，漫谈起来。

便衣警察不无得意地说，我们掌握的情况很详细。在维也纳火车西站和南站，我们拍下了大量偷渡团伙接人、送人的照片。我们有你们的电话录音，而且，我们还有“眼线”在你们中间。说着，他们拿出一份黑名单，在B的眼前晃了一下。搞偷渡的人，我们都知道。说着聊着，他们又问了一些问题。B在回答过程中即照实回答，同时也为自己做了必要的解释、辩护。警察后来又拿出一本厚厚的资料。里面有许多她自己的照片，放大了的，显然是在B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拍的，那么多，各种各样的背景，足足可以凑成一本相册。B心想，这次自己的这碗牢饭是吃定了。这么想想，干脆倒也安下心来。

维也纳南火车站

审讯结束，B就被送往州法院监狱，一辆小型囚车上坐了七个人，四男三女，只有她一个中国人。B想，怪不得州监狱要爆满，如果每天送这么多人进去，那里的“床位”真的是供不应求了。

（未完待续）

（本文由欧华传媒原创，作者常恺，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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