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早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前就已存在，且沟通从古至今从未断绝，游牧民族架起了中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将中国文化传到西方国家，甚至影响了西方国家其他工艺器物的纹饰题材的风格，将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玻璃还见证着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在我国北方地区发现的玻璃器既有中原民族的造型和纹样特征，也有西方民族的造型和纹饰特征，这些都是通过玻璃器这一媒介实现的。此外，日本发现的中国铅钡玻璃和西方钠钙玻璃，很可能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游牧民族作为中介，将玻璃文化传播到了东亚地区，促进了东西方玻璃文化的交流，扩大了古代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内外交流

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印记。“源于草原的周秦文化都带有西方色彩，料器(琉璃器)、三棱铜箭头以及铁器、屈肢葬这些因素在中、西亚早一步，是周人和秦人把西方的这些因素带到中原来的，这样就将中国与欧亚大陆连起来了”，交流是一个国家历史和文化发展必然的趋势，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从未断绝，海路交通不发达之前交流一直是通过陆路来实现。实际上，北方草原成为了连结欧亚大陆以及沟通中原和西方的桥梁。

在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遗留下众多文明相互交往的印记，东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中也是如此，考古发现、文献记载都体现出古代中国文化受到多种外来的影响。有学者考证过我国史前石器的类型和技术，认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从旧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并且这种交流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增强。

《穆天子传》中曾记载周穆王曾向西远行，“周穆王得八骏，在秦、赵先祖造父的驱驾下，伯夭作向导，进行了西征昆仑山的远行，至于西王母之邦；又北行到‘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周穆王穿行中国和中亚北部，经过甘肃、内蒙古、新疆等地，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到达了目的地。

周穆王到达昆仑山西麓后与当地民族相互交换物资，这一史实经学者考证属实。“西王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民族，是我国古人对于遥远神秘的西方的美好想象并对这段历史加以神话加工。周穆王出行的路线基本与从新疆到中原地区的玉石之路相同，这条线路早于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这条玉石之路是中西方文化沟通和对话的重要通道，带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

在装饰纹样上，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传入了忍冬纹、卷草纹，人物纹样出现了胡人音乐风格，如新疆地出土的三耳人物罐，以及疏附县乌帕尔村的红陶残片，其器型上绘制的人物特征、忍冬纹等装饰纹样具有希腊和波斯的遗风。这种风格在玻璃器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装饰题材，如辽上京汉城遗址出土的玻璃带銙。

唐代安史之乱发生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受阻，但与西方的贸易交往从未断绝。契丹建立的辽朝占据着我国北方大部分疆域，“疆域的东西跨度极大，与西域各国保持着广泛的贸易和朝贡关系，使得草原丝绸之路和沙漠之路形成了复杂的网状格局。

今天出土的辽代辽代时期的伊斯兰玻璃多是沿着陆路而来，回鹘商人在其中充当着重要角色”。《辽史》与《契丹国志》中均有贸易交往的文献记载，“虽然这段记载中没有明确指出有玻璃器，但作为西域特色产品，玻璃由此进入辽朝，既有可能是作为贡品，或也可能以贸易品输入，现今大量的辽代出土的玻璃物品可为佐证”。

元朝时期依然有外来的玻璃器在持续传入，但遗存数量较少。我国新疆地区仍有宋元时期的玻璃生产的遗址，“蒙元时期帝国在南下、西征的扩张过程中带回的工匠也是促进新疆地区玻璃制造发展的重要原因。蒙古军队对中亚、西亚的服中往往沿商路抢夺繁华重镇的物质”。

在这个过程中将能工巧匠分给诸王，带回各自的封地，“在核心城市为统治阶级生产大量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同时催化当地诞生玻璃器制作，例如达勒特古城位于察哈台汗国的中心，城内建筑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薄胎玻璃器残片与半成品玻璃料块”。

我国的古代器皿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尽管古代各个民族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冲突和对抗，而他们所使用的器皿作为媒介，连接了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的共性审美意识，通过这个桥梁，将古代中国与欧亚大陆连接起来，以贸易为手段促进东西方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交流。由于我国中原地区的器物文化环境相对单纯，不能长期与外来文明进行直接交流，因此北方游牧民族充当了与世界交流的窗口，以物品为媒介的进行贸易交往对于世界文明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风”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历史的发展规律证明，某个民族繁荣强盛以后，他们的文化必然会强势起来并影响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古代中国对西方绚丽多彩、晶莹璀璨的玻璃器十分向往，而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精美的工艺品也非常感兴趣，尤其是瓷器、丝绸等物品受到了西方民众的热烈追捧，带有中国元素的装饰、器物与物质文化被广泛运用在西方的工艺美术当中。

一直以来，我国玻璃产业受到西方国家的器型、审美的囿限，但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如18世纪的欧洲对遥远神秘的东方兴趣浓厚，制作出带有中国元素的玻璃器，“这两件调料瓶约－年分别制作于东波希米亚、库恩斯塔特的丹尼尔和伊格纳茨·普莱斯勒工坊，在无色透明玻璃上采用刻花、黑色画珐琅技术制作，表面绘画具有中国特色的山水人物，外加贝朗式条状纹饰和阿拉伯蔓草纹”。

另一幅玻璃板画山石、人物、飞禽、建筑等元素，均为画家基于对东方的想象所绘制的作品，据推测这幅作品与上述两个玻璃瓶为同一批生产制作而成。马鲁克王朝在13世纪生产了大量仿制中国瓷器的玻璃器，他们接触到中国精致细腻的瓷器后产生了向往之情，当地的工匠对瓷器的器型的形制进行模仿，工匠还对中国元素的器物进行了想象和加工，如伊朗西北部地区出土的凤凰形象釉面瓷砖的软瓷，是我国常常使用的文化因素，除此之外，游龙、灵芝祥云等纹饰图案也在西方的器物中常常被跨媒介使用。

14世纪的佛罗伦萨工匠对中国瓷器具有强大的需求，在这种需求的驱使下，当地工匠制作出酷似中国陶瓷的器型，被称为“美第奇软瓷”，但由于烧制工艺和材质的不同，并没有生产出与中国瓷器一模一样的器物，而是生产出一种外表类似青花瓷，材质相对较软。尽管如此，在当时也是非常伟大的进步了。

在研究马鲁克玻璃时，发现葡萄牙里斯本古尔本基安美术馆中收藏2件描金釉彩玻璃，一件深腹杯，“这件玻璃杯大于常用的饮具，装饰上有许多中国元素，如祥云、凤凰等，所以认为很可能是作为外交礼品来到中国的”。另一件玻璃瓶具有伊斯兰风格，但瓶身用双狮戏球进行装饰。除此之外，托莱多艺术博物馆、加拿大皇家大略博物馆、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等国家博物馆均有此类描金釉彩玻璃的发现。这是蒙古时期欧亚大陆不同文明相碰撞的奇妙成果。

意大利14世纪中叶的一幅《耶稣受难图》中“士兵分袍”的画面出现了蒙古族，蒙古族被塑造成一个基督教敌人的形象，蒙古族的西征的过程中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同时蒙古族亲近基督教，敬重他们，因此他们对蒙古族内心有着非常矛盾的心态，这种复杂的想法表现在了艺术作品中。

在15世纪，这种负面的形象发展到极致，艺术家在作品中极力将蒙古族塑造成一个暴力施行者。另外，这个时期的大部分画家对手和人物面貌有了不同的表达，纤细窄小的手部表现与人物纤细的眉眼特征受到当时的艺术家的偏爱，画面中的人物形象特征并没有在西方文化环境和人物中寻到根源，普辛纳认为这种表达方式很可能是源于中国。

中国的丝织品在西汉就已传入到西方国家，对其纺织品纹样形式产生了影响。中国风纺织品纹样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对中国传统图案进行直接模仿，如腾云、龙凤、花鸟、山石等题材，具有中国典型特征的图像。第二种是对中国传统图案进行借鉴和发展，例如在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纹样的过程中，掺杂西方艺术中的明暗透视，将中国装饰绘画中的桃花、梅花等纹样主体替换成西方睡莲、雏菊等传统图案。

第三种是使用纯粹西方形式表达中国传统题材，其造型并非直接模仿中国风，而是以此为灵感与他们自己的传统想法进行选择、融合，制作出华美富贵、充满他们对中国的浪漫想象以及东方趣味的向往。中国元素被应用在与东西方的交流中，在丝绸制品、绘画艺术、器型图案等方面被国外的工艺美术吸收和再创造，见证了一个西方对东方文明古国的梦想和狂热。

游牧民族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国地域广阔，得益于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这片平坦的草原地域成为我们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我国北方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孕育形成了不同与中原民族的地域文化。数千年来，生活在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他们驯养食草动物，居无定所，遵循季节从一个牧场迁移到另一个牧场。游牧民族对于马的驾驭是产生游牧文明的重要条件，游牧民族靠着骑乘扩大了自己与外部世界交往和接触的活动范围，建立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道，游牧民族扮演着一个开拓交流使者的角色。

历史上，秦皇汉武开疆拓土奠定中国延续千年的帝制格局，但他们仅仅是统一了农耕文化圈的政权，只有在元朝建立以后才完成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大业，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游牧民族对我国疆域范围和行政版图的奠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还有一些游牧民族没有入主中原，但是他们在一次次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征战中，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随着人口的膨胀，游牧部落对优质资源的争夺愈加激烈，和平时与周围民族相互置换物资，战争时对周围民族的物资进行掠夺。在这种冲突和碰撞中，游牧民族汲取先进的中原文化并将其带入欧洲，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交流。

游牧民族之所以能被赋予如此重任，得益于游牧民族所生活的特殊地理环境，“在交通和物流并不发达的古代，一条通道的形成会成为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民众间进行商贸活动的生命线。正是这条往返于欧亚大草原上的生命线，维系着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补给和生活必需品，维系着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

这片狭长的草原地带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尽管东西两地的文化区相隔如此遥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二者文化存在交流和联系，只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交流程度存在差异。“文化传播的过程包含着信息空间扩散的过程，由于地理环境各地不同，因此信息在空间上的传播必然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游牧民族居无定所，游动性强，世世代代生活在广阔无垠的草原地带，因此他们没有形成固定的地域观念，游牧民族的生计方式灵活，利则进，不利则退，古代中华民族通过北方草原这个空间使得中国史与世界史交换信息，因此，游牧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被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