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红楼梦》中，作者描写了贾府里很多的奇珍异宝，但大多是一笔带过罢了，唯有贾宝玉屋里的那面穿衣镜，却是一再被提及的。

这件物品很珍贵么？的确是的

虽然世界上最早制造玻璃的人，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古埃及人，但在我们国家的西周时期，也早已经掌握了玻璃的制造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物中，就有大量的玻璃制品。但是，我国古代的玻璃制法，和古埃及的制法可是不一样的。

古埃及人制造出来的玻璃是钠钙玻璃，比较纯净，欧洲人就是继承了他们的传统。而我们制造的玻璃是铅钡玻璃，色彩绚丽、丰富，但却不耐高温，而且质地也比较脆。

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古人，是很难用玻璃来制作大的物件的，我国古代玻璃的主要价值，是用作玉石的替代品。

再说，玻璃的光泽亮丽，闪闪烁烁，也不太符合中国人温婉、内敛的审美情趣，所以玻璃在我国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它的地位，是被瓷器所取代的。

相反，玻璃工艺在欧洲获得了很好的发展，他们制造的玻璃透光性好，所以被大量用于制造玻璃器皿和光学镜片。也难怪，谁让他们要等到十八世纪的时候，才掌握了瓷器的制作工艺呢。

湖南长沙出土，战国时期谷纹琉璃璧

把玻璃制成镜子，最早的记录也是在欧洲。公元77年，古罗马的学者就在《博物志》中记录过，可以把金叶铺在玻璃下面做镜子用，甚至还提到了把铅融化后附着在玻璃背面，成为镜子的做法。

但那时所谓的镜子，也只能是很小的一块儿了，极有可能是把玻璃球敲碎，然后磨制出来的一个小平面而已。因为厚薄均匀的大片玻璃，是在16、17世纪的欧洲才得以实现的技术。

我国古代，最早是把水盛到铜盆里，然后用水面来照人的影子的，这个铜盆就叫做鉴。从汉朝开始，我国就流行起了铜镜，并且把名称也由“鉴”，改成了“镜”。比如李世民的那句名言，就是：“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据记载，用玻璃制成的镜子，是从宋朝开始传入我国的。

宋朝的李昉，在《太平广记》中就记载：“明年冬，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黎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

元朝的诗人张野，也在《八声甘州·戊申再到西湖》中，有“忙对玻璃镜，照我尘姿”的句子。

清朝钮琇在《觚剩》中，也记载有“次有押贡官二员，将诸宝物安顿。述祖私窥贡单，内开……玻璃镜一百具，圆广三尺，各重四十斤。”的条目。

进口的玻璃镜子，由宋朝的“一尺五寸”，就重达四十斤的厚玻璃块儿，到清朝的“圆广三尺”，也是重达四十斤，这就说明外国人制造的玻璃镜子，是面积越来越大，厚度越来越薄的。

但是，这也无形中增加了运输上的难度和成本。

宝玉房里的穿衣镜，还是一个可以任意开合的隔断，可见它不但很大，而且也不会太重。所以说，这肯定是一个相当昂贵的进口货了。

这面穿衣镜，被作者不厌其烦地提到了五次

第一次，是贾政带着人视察大观园时看到的：

及至门前，忽见迎面也进来了一群人，都与自己形象一样，却是玻璃大镜相照。

第二次，是贾芸进怡红院时看到的：

（贾芸）一回头，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从镜后转出两个一般大的十五六岁的丫头来……

第三次，是刘姥姥误打误撞地闯进怡红院的时候：

（刘姥姥）心下忽然想起：“常听见说，大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这别是我的影儿在镜子里头呢罢？”伸手一摸，再细一看，可不是？

第四次，是袭人回家的时候，在晴雯和麝月的交谈中提到的：

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铺床，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上头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宝玉听见此话，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镜套，划上消息。

第五次，是贾宝玉面对着穿衣镜入睡，在梦里梦到了甄宝玉。当袭人推醒他的时候：

袭人笑道：“那是你梦迷了。你揉眼细瞧，是镜子里照的你的影儿。”

贾宝玉屋里的这个穿衣镜，就算是件再珍贵的东西，作者也不至于这么频繁地提到它啊。

一开始，它只是大观园里的一面大镜子,然后，就成了贾宝玉屋里的穿衣镜，接着，这穿衣镜居然还有一个套子，到了最后，因为没有给它套上套子，而使贾宝玉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其实，前面四次提到这个穿衣镜，不过都是些铺垫而已，因为作者深怕读者没有对它提起应有的重视。作者的真正意图，应该就体现在最后的那一次。

贾宝玉与甄宝玉，孰真孰假

用湘云的话来说，甄宝玉和贾宝玉简直就是一个“对子”，从此以后，贾宝玉再也不是“单丝不成线，独树不成林”了。

两人的家世相当，在家中的地位相似，就连长相也是差不多的，因为从甄家来的那四个管家娘子，在见到贾宝玉之后就说道：“吓了我们一跳！要是我们不进府来，倘若别处遇见，还只当我们的宝玉后赶着也进了京呢！”

更为难得的，是两人小时候的脾气秉性还都一样，都对当时的男权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质疑与反抗，对女孩子们都是推崇备至的：

贾宝玉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甄宝玉小时候的名言就是：“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稀罕尊贵呢……”

可是，如果两个宝玉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作者再虚陪一个甄宝玉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意义，就在小说后面的故事中有了鲜明的体现。

贾宝玉早就知道，甄宝玉与自己是一样的性情。可当两人长大以后，真正的面对面交谈起来时，贾宝玉才意识到，这个甄宝玉，已经变成了自己所最为深恶痛绝的禄蠹了：

“世兄（贾宝玉）高论，固是真切，但弟少时也曾深恶那些旧套陈言……后来见过那些大人先生，尽都是显亲扬名的人；便是著书立说，无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业，方不枉生在圣明之时，也不致负了父亲师长养育教诲之恩：所以把少时那些迂想痴情，渐渐地淘汰了些……”

甄宝玉放弃了自己年少时的“迂想痴情”，这对贾宝玉来说无异于一个巨大的打击，让他大失所望，神魂失守。为此，他还大病了一场。

就此，我们再回到小说中第五次出现穿衣镜时的情景：贾宝玉照着镜子，想象着镜子中与自己完全一样的甄宝玉，此时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呢？

镜子中的甄宝玉，只是镜子前贾宝玉的一个幻相而已。此时的甄宝玉是虚幻的，是存在于贾宝玉想象之中的一个人物，只有镜子前的贾宝玉才是真实的。

可是到了最后，甄宝玉屈从于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变成一个能够在现实世界中生存下去的人物。这样的形象，才是社会上存在的大多数，才是真实的。

反观贾宝玉，他始终在逃避着现实，一味地沉迷于自己的理想世界之中，反而成为了一个理想式的，虚幻的人物。

“假作真时真亦假”，到底孰真孰假呢？穿衣镜的设置，使文章构建起了一个关于“真”与“假”的逻辑悖论。

贾宝玉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他厌恶通过科举考试，踏上“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他反抗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现实，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女儿观”；他抛弃了尊卑有别的行为准则，基本上做到了平等地对待身边的下人。

只是，当时的社会，并没有提供一个适合他的生存空间。贾宝玉的结局，也就注定会成为一个悲剧。这不仅仅是贾宝玉，或者是作者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旧时代的悲剧。